“伏羲四图，其说皆出邵氏”辨

“伏羲四图，其说皆出邵氏”辨

郭彧

《周易本义》卷首列九图，其中冠以“伏羲”之名者有四图：《伏羲八卦次序》、《伏羲八卦方位》、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》、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》。并云：“伏羲四图，其说皆出邵氏。”

言“其说皆出邵氏”，并不等于说“伏羲四图”皆传自邵雍。邵伯温言其父学曰：“止有一图，以寓其卦之生变与阴阳消长之数。”据朱震《汉上易传卦图》所列，此“一图”为《伏羲八卦图》（方圆六十四卦合一之图，即《先天图》）。朱震所列《伏羲八卦图》采自郑夬之书，而郑夬则是贿赂王豫仆人得此图，王豫则于共城拜邵雍为师而受此图。邵雍移居洛阳后对张岷讲学时又改称此图为《先天图》。

《先天图》外六十四卦圆图象天，内六十四卦方图形地，以寓“天圆地方”、“天地相函”、“统体一太极”之义。方、圆六十四卦皆“一贞八悔”，圆图之贞卦为“乾坤纵而六子横”。在邵雍看来其八贞卦之方位与《说卦》“天地定位”一节之说有合，因而邵雍有“天地定位一节，明伏羲八卦”之说。正因有此说，亦是邵雍当初为方圆六十四卦合一之图命名为《伏羲八卦图》的理由。后来，邵雍的“先天易学”臻于成熟，遂将《伏羲八卦图》更名作《先天图》。

就冠以“伏羲”之名言，邵雍是止有“伏羲一图”。就图式而言，《周易本义》所列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》则与邵雍《伏羲八卦图》相同。可见，所谓“伏羲四图”，只有第四图为邵雍所传易图（本名《伏羲八卦图》或《先天图》，朱熹更改作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》图），其余三图皆非出自邵雍。

我们来考辨一下《伏羲八卦次序》、《伏羲八卦方位》、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》三图出自何人之手，并讨论其说是否“皆出邵氏”的问题。
一
黑白块《伏羲八卦次序》、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》二图乃朱熹作

朱熹言“伏羲画卦自然次第”曰：“是从两仪、四象加倍生来底。”朱熹谓“伏羲之《易》，初无文字，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”，则是指此图而言。在朱熹看来，《先天图》是从六十四卦横图中分拗转而成，并谓圆图有些子造作模样。正是因为他有此偏见，方会有如此困惑：“《易》逆数也，似康节说方可通。但方图则一向皆逆，若以圆图看，又只一半逆。不知如何？”

邵雍曰：“圆者数之，起一而积六”、“逆数之，震一，离兑二，乾三，巽四，坎艮五，坤六”；“方者数之，起一而积八”、“顺数之，乾一，兑二，离三，震四，巽五，坎六，艮七，坤八”。这是邵雍就《先天图》六十四卦圆、方之图说顺逆之数。圆图象天之运行，以“一贞八悔”之贞卦“逆数之”，起震历离兑、乾、巽、坎艮以至于坤的阴阳消长之数为六，是一“○”型模式，因而有“逆知四时”之说。方图形地之生化，以“一贞八悔”之贞卦“顺数之”，起乾历兑、离、震、巽、坎、艮以至于坤的自下而上顺生之数为八，因而有“天之阳在北，地之阴在南”之说。朱熹则本横图乾一至坤八之数为“逆数”，待中分拗转而成圆图时，自然是“又只一半逆”了。邵雍以象天之圆图说四时流转，岂能既顺知二时又逆知二时？显然，朱熹的“∽”型模式与邵雍本意相悖。

朱熹有关“先天图”的主张，对后世的负面影响颇大。如学本朱熹的俞琰于《易外别传》中用黑白方块替代卦爻符号作六十四卦圆图，以中间虚处为“太极”，下标“天根”，上标“月窟”，堂而皇之命曰“先天图”。自章潢将“黑白鱼”形图改称为“古太极图”后，又有把俞琰“先天图”中“太极”二字替以“黑白鱼”形图者。邵雍创为“天圆地方”之《先天图》，意在表述先天地生之道。以方圆六十四卦七百六十八爻为“太极全体”，天地为两仪。朱熹单以六十四卦圆图为“先天图”，则是有天无地，以“太极”分生象天之六十四卦，又以六十四卦初之三十二阳爻与三十二阴爻为“两仪”，显然与邵雍不同。二人“先天之学”的根本区别恰在于此。其本源有“观物”与“唯理”之不同。
四、“伏羲四图”的辩证具有现实意义

清初而起的考据之学，对周敦颐、邵雍、朱熹的“道学”多有辩证。王夫之、黄宗羲、黄宗炎、毛奇龄、胡渭、李塨等人对《易》象数学（包括各类易图）均有所论述，而辩证源流订正讹误是其主要任务。这无疑于相传五六百年的宋明理学的浓厚气氛中开一天窗。这些人对《周易本义》、《易学启蒙》之图的辩证，如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，辨其原委指明舛误，可谓达到无须再辨的地步。然而对“伏羲四图”之辨，则多有未明，几乎全是“朱冠邵戴”，以朱熹发展演变了的“先天之学”作邵雍原本之学而批驳之。黄百家纂辑《宋元学案·百源学案》，竟将朱熹所作“黑白之位”二横图采入，又将张行成所作《气候图》当作邵雍“先天卦气图”采入，又采入其父准牛无邪《易钤宝局》所推之《挂一图》和《既济图》。凡此数端，一直影响着后人有关的著述。

阅民国以来名家所著有关中国哲学史和宋明理学史一类大作，多是本《百源学案》而谈邵雍理学，亦几乎全准朱熹的解释而转述邵雍的“先天之学”。分而见其精，方能合而见其大。之所以论述有涉“先天之学”而不精，一是对邵雍原本之学研究不够，一是过于相信朱熹对“先天之学”的诠释。毕竟邵雍与朱熹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，毕竟各是各的“先天之学”。北宋时期的邵雍和周敦颐似乎并不讳言《老子》，而南宋时期则多有门户之见。南宋偏安于一隅，其时道教空前发展，朱熹为着倡明儒学，对邵雍的“老子知《易》之体”和周敦颐“自无极而为太极”等说加以改造和重新诠释，应该说有其历史原由。以朱熹的学问，他当然明白所谓“老子知《易》之体者也”之所指，亦明白“无极”是老庄的概念。其高明之处恰在于能将《先天图》、《太极图》及其内涵改造得天衣无缝，能为理学所用。周敦颐原本并不出名，是朱熹将其抬为理学之祖，邵雍之学原本亦不为人所重，是朱熹将其“先天之学”重新诠释而写入《易学启蒙》。今天，我们从史学的角度来阐述邵雍、周敦颐和朱熹的哲学、理学思想，就需要注重区分其各自的特点，而不能含糊其词或“朱冠邵戴”。如此，方是分而见其精。近年来余敦康先生所著《内圣外王的贯通——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》和唐明邦先生所著《邵雍评传》，的确于诸大家之中独树一帜。之所以有此分而见其精之成就，则得益于对北宋五子之学有专门而深入的研究。

笔者因研究《易》图学而参考宋明理学史与中国哲学史，读诸大家之作多有裨益。然而又每见凡涉及《易》图原委而论述其思想者，往往因不遑于基础研究而失实。任继愈先生说：“从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来看，几十年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、方法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的文章、著作就是成就。把重大问题、主要学术流派介绍得比较准确，就受到称赞。几十年间，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不断进行新的探索，比如：对范畴发展的研究；专题、专门学科的比较研究；专人、专书的研究；断代的研究；中外哲学的比较研究；等等。有了大量分科、专题研究作为基础，再写中国哲学史，会比过去有更多进步和提高。”我们以分科、专门的基础研究成果来充实中国哲学史或宋明理学史，应该是时代发展赋予的责任。我想，《周易本义》卷首“伏羲四图”考辨的现实意义即在于此。
注释：
1见《易学辨惑》
2见《观物外篇》，下同。
3见《朱子语类》及《文公易说》，下同。
4见《白田杂集》
5见《图书编》
6见《翼元》

7任继愈：《把周易研究的方法问题提到日程上来》1991年12月8日《周易》问题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